“融合发展”的含义,就是利用“城市群”、“都市圈”、“区域协同一体化”、“湾区经济”,拓展香港的发展空间和腹地。未来,香港仍将会在内地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进程中,继续长期发挥最特殊的补益作用。

  香港和深圳的金融及经济规模加起来,可以等同伦敦或纽约两大全球性金融中心,两者合作完全可以打造亚洲的“全球性金融中心”。

  借用美剧《权力的游戏》台词,综合开发研究院常务副院长、全国港澳研究会副会长郭万达的演讲以“凛冬将至”开头。虽然宏观经济的冬意已经散发,但粤港澳合作的突破口在哪里?他认为,粤港澳合作在城市群建设、产业合作、机制方面有令人期待的前景,未来湾区建设将成为粤港合作最大的亮点。

香港经济增长动力仍在内地

  郭万达表示,世界经济格局已经并将继续发生深刻变化,中国内地正成为世界经济最重要的增长极。当前香港经济发展仍面临诸多困难,突破瓶颈、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的动力还是在内地。

  “推动香港与内地融合发展是未来政策的重点。”郭万达说,“融合发展”的含义,就是利用“城市群”、“都市圈”、“区域协同一体化”、“湾区经济”,拓展香港的发展空间和腹地。未来,香港仍将会在内地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进程中,继续长期发挥最特殊的补益作用。

  指标上看,湾区经济发展势头良好:粤港澳湾区的经济总量和纽约湾区相当(1.3万亿美元),东京湾区是2万亿美元;深港湾区可对标旧金山湾区(5500亿对5000亿美元),其中深圳和硅谷相当;从人口来看,粤港澳湾区是1亿,东京湾区3500万,纽约湾区是2000万;从航空客运量看,都差不多,粤港澳1.2亿人次,纽约1亿,东京9000万。

  “无论是人口、航空运量,所有的指标显示已经不错,但不等于没有‘冬天’”。郭万达指出,我们的问题在于太满足于现状,事实上要形成世界级大湾区,还有一个发展过程。国际一流湾区如纽约湾区、旧金山湾区、东京湾区等,具有开放的经济结构、高效的资源配置能力、强大的集聚外溢功能和发达的国际交往网络,发挥着引领创新、聚集辐射的核心功能。

  纵观纽约、东京、鹿特丹等全球着名的城市群,均依托湾区岸线条件、在离海岸线100~150公里半径内形成。其形成和发育的过程,离不开港口与航运中心、机场与航空中心、铁路与多式联运中心的建设和支撑。

  “世界着名湾区城市群离不开机场、铁路、港口。”郭万达表示,我们现在的城市群里,港珠澳大桥和广深港高铁正在建设,和深圳关联的机场轨道连接线和深中通道,将是粤港澳湾区合作的重要项目。

  为什么这样说?郭万达指出,航空客货运的辐射功能,在海上丝绸之路国家战略实施中具有重要地位。2013年,香港、深圳机场旅客吞吐量分别排名全国第2位、第6位。预计2015年和2020年,广东省机场客运量将分别达到1.1亿人次和1.5亿人次,机场货邮吞吐量将分别达到464万吨和698万吨。深港机场优势互补,机场轨道连接线将可以形成“一场两地”综合效益。

深港创新合作实现产业突破

  在产业合作上,郭万达认为,粤港澳湾区合作可以在以下几个方面深化:

  一是基于粤港服务贸易自由化,实现服务业合作的新突破。CEPA到2003年共签署10份协议,2014年签署的第11份是粤港服务贸易自由化协议,使得香港融入内地尤其是广东珠三角的步伐更快。自由化以后,其实是整个开放的升级,只不过把广东作为很重要的方向进行。

  二是基于人民币的国际化,实现跨境金融合作的新突破。中国正在积极推进人民币在跨境及境外贸易、投资和金融活动中的运用,并成为其他国家的储备货币,不断提升资本项目的开放程度,让国际金融机构参与中国金融市场。

  “香港于2004年正式开展人民币业务,2009年7月推出人民币跨境贸易结算试点业务,目前香港已成为离岸最大人民币资金池,在各业务上独踞鳌头。”郭万达说,人民币国际化前景还是可观的,虽然这段时间人民币的汇率碰到一些问题,长远来看还是很重要的,深圳、珠三角仍有很大发展机会。

  以中国经济为腹地,以世界经济为市场,希望深港联手打造与纽约、伦敦相媲美的“全球金融第三极”。香港和深圳的金融及经济规模加起来,可以等同伦敦或纽约两大全球性金融中心,两者合作完全可以打造亚洲的“全球性金融中心”。

  第三,是基于深港创新圈,实现科技创新产业合作的新突破。事实上,深港科技创新合作由来已久,早在2007年就签署了《深港创新圈合作协议》。在创新链条上,一般是香港融资,深圳研发;香港设计,深圳配套(制造);香港创新(读书),深圳创业。

  郭万达认为,香港需要将深圳制造业纳入自身的创新链,使之成为香港科技和创新发展的产业和市场动力。同时,港深需要进一步整合大学、科研机构、产业等特殊资源,共同打造港深长期可持续发展动力来源和支撑系统。

  “目前已经产生了一些深港创新合作的典范,部分深圳扩张型科技企业也开始加快进入香港。”郭万达以大疆创始人汪滔为例,他曾在哈尔滨工业大学和香港科技大学就读,汪滔曾这样评价深港间科技创新的关系:“深港一衣带水,在香港读书、深圳创业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香港是全亚太区最适合读书的地方,而深圳产业链齐全,是全世界最适合创业的地方,这两个地方加在一起,很难再有一个环境比这块土地更好。”

  基于此,郭万达认为,探索深港开放型的创新合作模式,或许能成为“过冬”的好方法。他建议,深港创新合作应重点围绕共同完善和提升港深创新平台展开,强化国家级科研机构的建设力度,打造港深知识技术创新体系,构建港深风险投资中心,同时发挥港深两地政府在创新发展中的促进作用。

合作机制是绕不开的话题

  新形势下的粤港澳合作格局已发生重大变化,机制是粤港澳湾区合作绕不开的话题。在郭万达的分析中,其关键是跨境治理和顶层设计。

  郭万达提出,首先,可以考虑在国家层面设立粤港澳区域协调委员会,将粤港澳合作和跨境治理上升为国家战略。委员会重点关注、研究和解决粤港澳合作和区域发展的长远、基础、综合性问题,主要履行粤港澳区域发展的战略、决策和督导功能。

  在他设想中,协调委员会有以下责任:

  把握粤港澳区域的发展战略。包括编制国家层面的远景规划、区域发展目标、区域发展在国家整体发展战略中的功能和地位等;对粤港澳合作的重大事项进行决策。包括重大基建项目、合作区建设、重大经济产业政策、重大社会民生事务制度安排、利益分配和共享机制协调等;强化中央政府的督导。中央政府有权对国家有关部门提出明确要求,对地方政府的工作给予指导,并监督部门和地方政府落实,特别行政区也不例外。

  其次,创新和完善粤港澳合作机制。包括建立粤港澳服务贸易自由化争端解决机制;建立健全粤港澳服务贸易的规则和标准,确保粤港澳服务贸易自由化有序推进;建立应对区域环保、养老等公共治理的协调机制;完善珠三角区域污染防治协调机制,建立适当机制协调跨境医疗、教育、养老等社会福利和公共服务事务;建立粤港澳区域发展指数、统计制度和产品及服务标准等。

  “要实现跨境治理,需要中央政府来统筹规划奥港澳湾区城市群规划,并纳入到国家的十三五规划以及一带一路的规划中。”郭万达最后指出,在新一轮发展中,深圳要克服“严冬”的来临,就要将粤港澳湾区城市群纳入国家的战略,成为国家继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之后的第三个区域协同发展战略,使香港与内地经济更紧密地融合。同时进一步地推动粤港澳湾区城市群的基础设施建设、产业合作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