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延迟退休和退休金制度并轨,已经挑动了全社会的关注。

  中国的退休制度以前因为种种体制和政策原因,存在一些漏洞。一方面是干部和工人的分轨导致的退休金差距大的问题,另一方面则是机关事业单位人员不用缴纳养老金而获得的养老金比企业人员多的问题;更有女工50岁退休,女干部55岁退休,男干部和其他两类女士,遇到特定政策需要还可以进一步提前退休的问题。比如,45岁甚至40岁开外的女工就提前退休,男干部或官员工龄满30年就能在50或55岁左右提前退休。

  如此情况,与现在中国人均寿命74.5岁,特大城市平均接近80岁的状况产生了巨大冲突。更何况,全球现在都面临老龄化问题,由于老龄化社会一个突出的问题是,养老金实际上要求工作人口的代际模式来接济,中间只要出现年轻人供养老龄人比例失调,就会成为全社会的问题。人类能不能度过这个老龄化危机?这是中国当下出现改革退休制度与提出延迟退休问题的更广阔的背景。

  但问题还有它的B面。反对延迟退休的群众担心的是,无论男女,到60岁还不能退休,身体健康挺得住不?是否抢了年轻人的饭碗。

  那么,有没有第三种甚至第四种做法呢?

  记者就此采访了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特约研究员邹蓝教授和综合开发研究院城市资源平衡与产业发展研究中心主任辛华博士,讨论退休后的人力资源和其利用问题。

  从洋厂长格里希和广场舞大妈说起

  邹蓝:这两种不同的看法,实际上基础起点都一样:退休后,人对社会就不再产生价值了。实际上,退休者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对社会依然能有积极的贡献。就看这个橘子,是种在淮南,还是种在淮北。

  现在50岁以上的人,如果一向关注经济发展和改革,就应当记得80年代武汉柴油机厂的洋厂长格里希。武汉柴油机厂产量、质量和员工待遇得到显着改善,与从当时的西德请来的格里希当上厂长实施的改革直接相关。而格里希,是西德已经退休的工程师专家。不要忘记,德国1957年就推行了65岁退休的制度。

  以此推想,江苏一个经营管理能力很强的厂长,退休后受贵州一个城市聘请去担任一个缺乏活力的企业的厂长,上上下下又都配合执行合理的改革,那么格里希的洋厂长奇迹,估计也能在国内的异地再现。

  那么再看国人现在退休后能否从事一些体力要求不算太低的工作呢?看精力充沛的各地广场舞大妈就知道,一般而言这并没有问题。就是延迟退休到65岁,相当一部分退休者的健康状况依然没有大碍。

  退休者也是人力资源

  辛华:不能机械将退休者看作是不再具有人力资源的人群。恰恰相反。中央政府和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还有一些学者,鉴于出生率下降,人口红利的消失而有关切和担心是可以理解的。不过现实是,不少退休者还积极活跃在社会生活中。他们或者是返聘在原单位,或者通过市场获得再就业,有的甚至自己创业。即便没有重返社会的退休者,通过为子女的家庭后勤保障,间接给社会做了积极贡献。

  老龄化程度更高的经济体,如日本和香港,以及不得存在就业的年龄歧视的美国,飞机上没有青春年少的空姐空少,而是空爷空奶或者空叔空婶;餐厅里的堂倌也不是“小妹”、“小弟”,而是大叔大妈。即便没有到过日本和欧美的人,只要到过香港,都会对此有切身体验。

  为了应付老龄社会的特殊需要,日本更发展出了老龄经济,除了雇佣年长人士外,还为老年人眼花或行动略缓慢等特点,设计并生产了适合老人使用的特殊用品。因此,即便是退出社会而完全休息的老人,其生活需求,都被利用来发展社会经济。

  从这个角度说,我国的退休人员的人力资源非常丰富。整个社会有巨大的潜能值得去挖掘。

  记者:确实,我有个老师去美国,在水牛城的一个酒店,遇到一位快70岁的黑人老太太服务员来清理房间。老师跟她说,您还在干活,在我们国内,不少人50几岁就退休了,下岗了。哪想她说,你们那么早就没了工作,是你们的政府对你们不负责任。老师感叹:美国这么底层的劳动人民一份子,她的话多少有点让人吃惊,也给人不少启发。

  中国的实际情况,退休年龄比发达国家偏早,同时退休者不进入社会,在家为子女带孩子操劳,间接价值其实比社会分工又通过交易换回来的社会服务,又优质还自带饭菜票。比如深圳现在的家庭钟点工价格,每小时20~30元。家政服务员,月薪3500~4000左右,有月嫂,还上万。而老人,公公婆婆或者岳父母帮着女儿或儿媳带孩子,兼着料理家务一日三餐提供的服务,用社会购买方式去实现,估计价格不会低于5000元。

  据美国劳工部门1995年的统计数字显示,美国一个全职主妇,在家相夫教子,年薪应是12.09万美元。因为如果没有她在家操劳,她丈夫就要缴付每周 2325美元去雇人去完成她所做的一切工作。这么说来,一个美国家庭主妇操劳的价格,比一般白领都高不少。当时一般教授的年薪,只是这个数字的一半。

  国内,从自己家庭出来到外面帮别人料理家务或当保姆的人,其服务的价格不比初入职的大学新毕业的人低也是证明。

  退休再就业未必抢年轻人饭碗

  邹蓝:提供家务劳动,社会倒没有担心。因为中国的服务业发育较差,家政服务还需要进一步发展。对于家政服务,年轻人和有特别年长者的家庭,都有需要,而且在大城市如此需要还供不应求。

  中青年和一部分学者所担心的,是退休者在家政服务领域之外的再就业,可能剥夺了年轻人的饭碗。甚至有人挖苦编段子说,让孙子搀扶爷爷去上班,而成年的孙子却无所事事闲在家里啃老。到了公交车上,年轻人给老人家让座。老人家推让说,咱们都是上班族,就甭客气了,你坐吧。

  的确,发达经济体中,包括中国香港,年轻人的失业率,都高于社会平均失业率。年轻人担心不是没有道理。从常理考虑,一个单位要聘用退休人员,基本不会用来干年轻人能干的事情,而是要用其经验丰富,技能娴熟,技术高等高门槛的特长。就是餐饮的堂倌,也是年长者人情练达,服务相对更妥帖,而且他们的流动性很低。

  因此来看,社会过于担心退休者再就业剥夺年轻人的饭碗,是没有必要的。聘用退休者回来工作,可能对企业来说能解决技术或服务的瓶颈口,提高效率而增加对就业的需求。这反而有利于促进就业。

  辛华:目前全国各地,尤其是在大中城市,退休后再就业的老年人比比皆是。据有关调查显示:在我国60至69岁的离退休老年人当中,有45.7 %的老人愿意再找一份工作,而在80岁以上的高龄老人当中,也还有8.1 %的老人想再找一份工作。

  根据国家老龄委以前的一份研究报告,自从2003年全国老龄委启动老知识分子智力援助西部的“银龄行动”,到2013年,“银龄行动”工作在全国31个省(区、市)有500万人次的老年志愿服务者积极参与到“银龄行动”工作中,对落后地区进行帮扶和指导,发挥了积极作用,直接受益群众3亿多人次,创造经济价值80多亿元。

  这个说明,对退休而希望再就业的人才不加以利用,确实是一种特定人力资源的浪费。因为他们丰富的工作经验、深厚的专业知识往往弥补了中青年人的不足,解决工作中的瓶颈,提高工作效率,间接促进发展和就业。因此,老龄资源也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助推力。

  建立长期的老年志愿者制度

  邹蓝:老年志愿者的话题,倒值得多说几句。前面说到了洋厂长格里希。他是西德退休工程技术人才。根据我的了解,国外退休专业技术人员从事社会服务传统已久,法国的AGIR、奥地利的ASEP、美国的IEC、意大利的SIES、卢森堡的LSC、以色列MATAT、瑞典的SS、德国的SES,这些退休专业人员机构,还有日本的海外协力都用退休人才。美国和平队的海外援助,也改变了只用年轻人的做法,转而也重视中老年人志愿者。

  国内,国家老龄委以及各省市区的退休医生、教授、艺术家智力支边,与国际这些老龄专业人员组织的志愿者活动,有异曲同工之妙。只是我们的做法不是制度性长期性的,只是临时短期突击。

  我国许多乡村教育方面的民间机构,在西部和贫困地区支教时,聘用的相当一部分人员是退休教师。我们在贵州黔东南黎平县推进的乡村教师培训计划,部分志愿者是当地的退休教师。此外,还有深圳的退休志愿者,在黔东南丹寨县雅灰中学驻点了一个学期。

  从这里我们得到启发,退休者当老龄志愿者,现实中也具有可行性。

  但是,除了教授教师医生艺术家等专业人员,我们能否考虑更广泛的专业技能人才,包括技工、精通农艺园艺养殖种植的老农等草根人才?毕竟我们的国家从东部到西部发展差异很大。东部不再用的技术,在西部也许依然还有采用的空间。

  比如,充当志愿者的退休工程师,到中西部企业帮助改进技术;退休经理,帮助企业改进管理;退休技工,帮助制造业企业改进工艺加工和流程;退休钳工车工电工等,帮助培训技工;退休医护人员不再有行医资格,但是可以培训基层医护人员;退休教师,可以帮助培训基层师资;退休农技员,帮助中西部农业发展;退休兽医、退休果农,畜牧师等,都可以帮助乡村的种植养殖事业;退休律师,帮助基层和企业加强企业的法律事务。各种专业技能人才都可以。

  我们还想到,老龄志愿者的机构,不妨考虑在大中型城市开始组织。老龄委牵头也好,扶贫办牵头也好,社会组织局认定的民间机构实施也好,先在本省或者本地区尝试推行。或者在省市区层面上组织,可以更充分利用本省区的退休人力资源,在全省区范围内帮助智力扶贫和支边。

  希望工程的退休者版

  辛华:邹教授,你的想法,老龄志愿者在本地服务,问题不大。如果到外地,则组织上可能需要完善配套。否则有麻烦。

  比如到异地服务,就是短期一两天,也需要较大的交通成本和吃住。坐车还有风险。这些都让志愿者自己来承担显然不合理。

  因为这些费用相对平均退休金,尤其是基层职工的退休金,数额比较大。叫人家自带干粮去服务一天,没有问题。但是牵扯到几十元的交通费,几十元的住宿费,再加几十元的餐饮费,几天下来,估计就会花掉一个退休工人一个月的退休金。这样做的话,老龄志愿者的事情就不可持续。

  邹蓝:辛博士说到了关键点上了。异地服务,不要求退休志愿者自带干粮去办公。采用希望工程类似的模式,由老龄志愿者机构筹集或劝募资金,用于支撑在异地的援助活动。

  假定一个退休技工到外地基层企业援助一个月或三个月;一个退休教师到外地支教一个学期。服务期间的住宿费和生活费,都由志愿者机构以服务津贴名义承担。假定住宿2000元一个月,吃饭800元一个月。来回路费600元,都由机构承担。还外加人身健康意外保险单一份以便本人和家属放心。这样的话,志愿者可以把退休金留下,服务期间靠服务津贴生活。当然,退休金相对比较好的,放弃一些津贴也可以。

  从财务上讲,这是津贴而不是工资,不占基层企业单位的工作岗位,因此也就不会抢占中青年的饭碗。如运用希望工程模式,还可以抵折所得税。对社会而言,这样做,能鼓励个人或者企业向老龄志愿者机构捐款。而公益机构开支透明,就能取信于民,如斯良性循环。

  考虑到我国现在每年有近千万人退休,其中国家机关和事业单位及国企大约每年退休300万人。只要有千分之一退休者愿意为贫困地区公益事业当志愿者,那就有10000人左右。每个省大致可以有300人。如果这1万人平摊到国家级和省级贫困县,则每个县可以有20人左右。考虑到每年都有新的退休人员,以三年为期,每个县可以分到60人。这个人力资源是可以长期利用而不挤占年轻人的就业岗位的。

  鉴于国内老龄化程度进一步提高,各地方政府,如大中城市以及省区政府,都可以考虑老龄退休者服务这个方案。他们能创造价值,但是又不占就业岗位。这就在退休者彻底退出社会,以及再投入社会就业之间,增加了第三个选择。

  利国利民利己

  辛华:如此想法的确值得抛砖引玉,让社会来思考完善,如何在人口红利差不多用完,人力资源既不够,又相对过剩的时期,妥善利用现有的退休者的专业技能资源,找到各种行之有效的好办法。

  我接触、也曾推动过深圳援助贵州的一些公益活动。感觉是,如此做法的确利国利民,还利己。为什么这么说?

  国家的一种特定人力资源得到妥善利用,退休者给社会提供优质服务。智力下乡,他们的一生经验技能积累炉火纯青,传给下一代,对于国民经济社会发展有好处。

  利民方面,贫困欠发达地区的社会经济得到帮助和发展,对于新乡村建设有好处。有利于民众。

  利己则是附带的。有些退休者一旦闲下来,因为心理落差导致抑郁症的不少,有事做能继续为社会服务,则帮助他们恢复身心健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