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有待向“世界级特区”升级

胡振宇

作为第一个改革试验区,深圳特区的核心价值在哪里?我觉得中央设立经济特区,就在于它事关全国的发展,能对全国改革开放产生全方位的影响,拉升大势。

一是影响了价值取向。一句福特主义式的口号“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成了一个时代的标志,这个口号完全把时间价值化了,在彼时的中国这是革命性的精神坐标,让中国人的梦想回到了自身的小康梦,激发了下海潮、打工潮,直接推动了全国的工业化、城市化进程。

二是影响了上层建筑。首先是通过增量改革,在思想上层建筑层面破除了姓“社”姓“资”的争论;其次是通过引进新的利益主体、资本技术等知识信息载体推动了体制改革。

改革开放之初,为了弥补贸易赤字,归还国外贷款,以相对宽裕的外汇支付能力维持投资增长,采取合资或其他方式引进直接投资的方式,发展出口型加工制造业是克服中国当时发展瓶颈最具吸引力的路子。但这条路子也面临巨大障碍,就是中国必须拟订合资法、新税收法,这样才能从法律层面确保外方投资的可预测性和稳定性。然而鉴于当时中国国情及体制资源局限,很难实施这种相对制度创新层面的供应,出台这样的法典。在这种情况下,决策层想到在全国范围内选择一些地区进行外向型加工制造业试点,深圳的改革由此走上以自身实践推动上层建筑变革的路程。

三是影响了全国发展。在开放过程中,深圳率先获得了较为完全的制度信息,这些信息体现在先行先试取得进展的体制转轨过程中,而这些率先实现的改革,在全国起到示范作用。而且,这种由率先开放所获得的信息增量通过特区的消化、吸收,转化为一国的“内部知识”,被全国和其他地区所接受。特区的先行先试,实际是从信息“导入”角度,换来了一个发展中国家摆脱落后的“后发优势”。

好像这是一个历史伴生的现象:每到一个关键时刻,关于深圳和特区的争论就会不时出现。但伴随着中国进入第二步现代化,深圳推进“湾区经济”摆脱中等收入陷阱的发展阶段,这种争论似乎变少了、弱化了,却在一种近乎“无争论”的状态中,迎来了习近平总书记要求深圳在“四个全面”中创造新业绩,增创新优势、迈上新台阶的批示。

深圳怎样才能“牢记使命、勇于担当,进一步开动脑筋、解放思想,大胆探索、勇于创新”?笔者以为,关键在于要重新认识特区的价值,思考在“一带一路”国家战略下的新命题,建构“世界级经济特区”的新使命、新功能。

改革开放“升级版” 先行先试的内涵延展

从发展的角度,我们看到,在全面深化改革的阶段,上海已经成为第一个放弃GDP 主义的大城市。但从一个评价经济水平的指标来看,历史的经验是没有GDP 不行,特别是在摆脱贫困的发展阶段,一个时期GDP 作为引擎是生产力解放的标志。为改革开放,先行先试、取得经验、示范全国,这是36 年前设深圳市(经济特区)的初衷,但如今改革与发展,已进入要求“全面”的历史新阶段,在全面的多维度思维下,光有GDP 已经开始凸显非常苍白的局限。

在改革开放第二季,深圳不但需要GDP 等硬实力的建设,更需要面向未来,面向全球化的软实力的建构,在“一带一路”国家战略指引发展的新态势下,为改革开放“升级版”与中国“走出去”先行先试。

先行先试,不再只局限于某一个单一的方面。也可以说,这也从路径的角度,直接决定了一批改革新区、新主题实验区,比如中国自由贸易试验区的启动。中国改革开放从第一季设立第一批经济特区起步,到进入改革开放“升级版”第二季新主题试验区的扩围,均表明先行先试在路径、方法论上具有普遍意义,必将贯穿改革开放的全过程。

先行先试,一方面可以通过试点积累经验,为解决面上的共性问题提供借鉴;另一方面,可以把“试错成本”控制在最小范围。

因此,不存在特区能不能“特”下去的问题,“特”就是“闯”和“试”的另一种表述,这是深圳特区包括一批新区,如自由贸易试验区出现与存在的根据。

但从国家视角看,先行先试一路走来的深圳特区,影响力如何才能不断提高?我觉得关键在于你能不能以“升级”的方式进入改革开放第二季。如今中国广东自贸试验区获批,深圳不仅前海新区入围,还“意外”多了个蛇口,与上海比这虽然是扩围的第二梯队,但同样也让人欢呼雀跃。原因很简单:这种升级给深圳的改革开放赋予了新内涵,勾勒出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发展新方向。

于是从研究的角度,我觉得这提出了一个命题:在新发展任务背景下,思考深圳的价值和评估今天的历史地位。如果说在中国改革开放第一季,深圳的使命是窗口,承接国际产业结构调整与国内经济面临的机会,那么改革开放决定性地进入第二季,第二步现代化已全面展开,一个崛起的中国正在由边缘进入国际体系的中心。改革开放“升级版”,决定了先行先试的内涵变迁与延展,也给经济特区带来了一个角色转换的迫切要求:深圳需要从“引进来”的窗口转向“走出去”的前沿。而这个不再局限于一个地理空间和历史概念的“前沿”,是一个时空延展的平台,它的新命题是要在国际化大战略中,以建构“世界级经济特区”为目标,进行先行先试。

中国模式探索者 开创深圳经验、特区精神

中国模式、深圳经验、特区精神是一个整体,中国模式是深圳经验的一般化,特区精神是支撑深圳经验的理念和价值观。拉莫在《北京共识》中指出:“中国模式是一种适合中国国情和社会需求、寻求公正与高质增长的发展途径。”在新美国模式、莱茵模式陷入困境之时,中国模式以其成功实践影响着世界,中国模式的全球地位决定了深圳的历史地位。

一是成就了中国模式1.0 版。中国模式1.0 版的核心就是实现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轨。在这一过程中,深圳提供了一个大范围内同时推进各方面试点的局部空间,来完善有关市场经济制度的各种信息,特别是获得一般的试点所无法充分提供的有关各种制度要素之间相互依存关系的信息,然后把这种率先获得的市场经济制度信息“外溢”到全国。

二是开创了深圳经验的知识体系。在市场经济目标模式大致清晰之后,深圳在实践中的想法、做法连同不断获取的信息,构成了一个开放型的知识体系。这个体系仍处在不断丰富之中,包括:特区设立的条件、如何加速引入与转化制度信息增量、如何利用要素比较优势和发挥后发优势、如何应对率先发展进入新阶段所遇到的各种问题、特区精神等等。

三是取得了深港合作的初步成果。深圳的起步和成功得益于香港,香港发达的经济和社会体系大大降低了深圳的资金获取成本、制度学习成本和信息获得成本。大量外资的涌入也较快地改变了深圳的利益结构对比,使深圳改革旧体制、建立新体制的过程比其他地区相对容易。这是中国自贸试验区扩容之所以会覆盖前海新区,增加了一个蛇口的原因。它再一次提示了深港合作,吸取香港自由贸易区经验在打造开放升级版中的重要意义。

深圳新使命 争取成为“一带一路”新东方快车之引擎

“一带一路”是重要的国家战略,在新时期继续承担“排头兵”、“试验田”是深圳责无旁贷的使命。在全球化背景下,沿海上丝绸之路国家存在着激烈的制度竞争和模式竞争。以新自由主义理论为支撑的华盛顿共识在发展中国家改革、转型中的失败增强了中国模式对这些国家的吸引力,而深圳经验是中国模式的基础和重要内容。

沿海上丝绸之路大多数国家和地区与中国存在着发展阶段落差和产业互补性,是中国模式找到新场所的理想地区。

中拉部长级会议透出,中国与友好战略合作国家也在探讨合作建设新的“经济特区”。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马蒂亚? 森曾参加过一次深圳的高交会,作为一个印度裔人,他会后访问了印度,在印度他提出要借鉴深圳经济特区发展高科技、推进创新的经验。俄罗斯推进开发远东地区开发战略,也公开提出“建设远东地区的深圳”。深圳的软科学智库机构,直接承接非洲一些国家的开发区建设方案设计等等。

如果说全球各国和地区,存在着分享中国深圳经济特区的经验与模式的需求,那实质是说各国和地区要发展也离不开“先行先试”,存在对制度创新、制度供应的信息或知识的路径依赖。充分利用已有36 年经济特区的成熟经验,携手香港,以更新的模式走出去,这是深圳的新使命新功能之所在。

深圳既有强大的民营资本,也有市场化的国有资本。2000 年前古丝绸之路的出发点是长安,在那个时代,它是一个内陆的政治经济贸易中心。而今,支撑“一带一路”的区域性起点是中国的沿海城市带和内地开放的中心城市,其功能性起点与支撑是庞大的制造业贸易体系:自由贸易区、已布点的港口、各类产业园区。创造、创新产业链与国际供应链价值链,成为新丝绸之路的纽带与载体。

以“走出去”民营企业和国有资本为先锋,谋求利益交汇点、掌控合作制高点、建设海外战略支点,像华为那样实施融入当地的全球化策略,在建构自己的全球价值链同时,为跨国合作国家与当地人民提供就业与分享发展福祉的机会。

服务于“一带一路”的国家战略,建构“世界级经济特区”,一个形象的说法是,深圳应该成为“一带一路”新东方快车动车组上的一个引擎,以更大的包容性,深入建构深圳未来使命的新内容,这无疑是篇全新的大文章。

胡振宇 综合开发研究院(中国? 深圳)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