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新与科技决定香港经济的未来

张玉阁

一如部分业界人士所预料和担心的那样,2 14 日特区政府关于成立创新及科技局的拨款申请闯关失败,立法会财务委员会未能就拨款申请进行表决。对于泛民议员在创科局拨款申请上的拉布行为,梁振英斥之为是送给香港竞争对手的“难得的情人节礼物”。

香港创新和科技发展之路似乎命运多舛。回归以后,创新和科技发展就是历届政府关注的焦点,但时至今日效果不彰。董建华时期强调发展高科技产业,倾向科技创新,任内推动了科技园和数码港建设,但没有建成台湾“工业技术研究院”那样的机构,为香港产业发展提供动力支撑;曾荫权时期则强调发展知识型经济,于2009 年提出发展六项优势产业。但到2012 年,六项优势产业增加值占GDP 比重不到10%,其中创新科技产业比重不到1%

新加坡研发开支比重大幅超香港

梁振英政府力求中和、整合知识创新和技术创新两大方向,使之相对均衡(例如淡化教育和医疗的产业属性)。设立创科局的初衷,本意应该是汲取以往经验教训,加大政府施为力度,在创新和科技发展的特殊发展阶段发挥政府应有的作用,因此成立创科局重要而又必要。此外,香港的创新和科技发展原本就落后于竞争对手,再不奋力追赶,香港的竞争劣势将进一步加剧。

香港研发支出占GDP 和政府财政支出的比重非常低。过去10多年,香港研发支出占GDP 的比重最高不超过0.8%2012 年这一比重由高到低依次为以色列4.4%、芬兰3.9%、韩国3.7%、瑞典3.4%、日本3.3%。美国约为2.8%,中国内地1.8%,新加坡过去10 年一直保持在2% 以上;2011 年这一比重由高到低的内地城市依次为北京5.8%、深圳3.7%、南京3.1%、上海2.9% 和杭州2.8%

与上述国家或地区以及城市相比,香港的比重非常之低。2010年,香港来源于政府的研发支出占政府当年财政支出的比重为2.1%,而同年新加坡和深圳的比重分别为7.6% 7.8%。后两者均大幅高于香港。

与老对手新加坡比较,香港的创新和科技发展至少存在三个不足:一是研发支出的分布不如新加坡均衡。2011 年香港研发开支在高教、工商和政府机构的比重分别为51.3%44.4% 4.3%。新加坡研发开支在生产(类似工商机构)、政府、高教和公共研究机构的比重分别为62.1%14.6%14.6% 13.1%。比较而言,新加坡研发开支的分布更为均衡,与生产部门的联系更为密切。二是工程和科技领域研发逊于新加坡。2011 年新加坡在工程和科技方面研发开支的比重(62.8%)是香港(31.1%)的两倍多;香港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比重则大大高于新加坡,表明新加坡更重视工程技术和自然科学研发。三是研发人员规模仅为新加坡一半多一点。2011 年,香港研发人员总量为24460 人,新加坡为44867人,香港相当于新加坡的54.5%,新加坡是香港的1.8 倍。香港研发人员主要分布在高等教育机构和工商机构,其中分布在高等教育机构的研发人员比重在50% 以上。而新加坡研发人员50% 左右分布在生产部门,30% 左右分布在教育部门。

香港和新加坡之间存在的上述差异,导致不同结果:新加坡在2014 年度IMD 国际竞争力“基础设施”分项排名中列第10 位,比香港高出11 位;在2013-2014 年度WEF 全球竞争力“创新”分项排名中列第9 位,比香港高出14 位。如果围绕创科局成立与否的内部争斗持续,创新和科技发展仍旧受阻,两地的差距将进一步拉大。

政府处于左右为难境地

换一个角度看,根据迈克尔? 波特竞争力发展四阶段理论,早期的要素驱动和投资驱动主要靠物质要素,后期的财富驱动主要靠发展惯性,只有中期的创新驱动才能保证竞争力持续提升。创新驱动的核心是创造生产要素,专业性和高级生产要素通常是创造出来的。这一论述也适用于香港,香港的自由经济制度就是一种创新或创造,是一种“能创造出生产要素的机制”。

但“能创造出生产要素的机制”并非一劳永逸,而香港的“机制失效”早就开始。1970 年代末,香港加工贸易最有希望提升为高科技制造业,但却错失了机会,香港从投资驱动阶段直接进入财富驱动阶段。香港经济社会的诸多问题,大都与香港没有经过创新驱动阶段有关,缺乏创新驱动是香港经济和产业发展的问题之源。而香港当前和今后面临的最大挑战,就是能否补上创新驱动这一课,能否从财富驱动阶段适度“折返”到创新驱动阶段。尽管全面“折返”既不可能也不现实,但至少需要加大创新力度,以弥补财富驱动之不足。

创新和科技发展是一个非常复杂艰难的过程,既非想做就成,亦非一蹴而就。早在1998 年为香港经济“把脉”时,田长霖就曾经提到日本建设科学城、法国建设科学园的失败案例,他不看好新加坡,对香港发展高科技产业也不乐观。田长霖实际上主张香港发展高增值产业,而不是发展纯粹的高新科技产业。可惜香港的重商主义传统和社会商业氛围,很快在“高增值产业”和“高赚钱、快赚钱”之间划上等号。而更为深刻的影响,是这种商业文化压制甚或消解了香港工商机构的科研欲望,对香港创新和科技发展形成了无形掣肘。

特区政府在创新和科技发展中所扮演的角色也较为尴尬。一方面,支持创新和科技发展常常被攻击为“干预”,而缺乏政府支持的创新和科技则难以发展,政府处于左右为难的境地;另一方面,即使政府可以“干预”,但方式是否得当、效果是否理想等都是不确定的。时至今日,香港欠缺长远性、前瞻性的创新和科技发展战略,也缺少清晰、系统的创新和科技政策,而是将创新和科技发展主要交给市场,而创新和科技发展却难以依靠市场一己之力。创科局闯关失败,使得香港创新和科技发展在市场不力之外,又缺少执行机构和推进杠杆,可谓雪上加霜。

设创科局可开始解决问题

追溯香港经济发展的历史,创新和科技对于香港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一直存在,但于今最为迫切。在经济全球化日益扩展、国际产业分工日益深化的今天,一个经济体的创新和科技发展已经身处一个开放体系和开放环境之中,并非一己之事,需要以高超的智慧整合国际和区域资源。香港作为世界上最自由的经济体,更加不能例外,需要联手深圳等珠三角有关城市,推进创新和科技的协同发展,合作共赢。以此来看,香港内部成立创科局尚如此艰难,对外开展创新和科技合作就更加步履维艰。

成立创科局并不会彻底解决香港创新和科技发展中存在的所有问题,但这毕竟是解决问题的开始。虽然不能断言创科局闯关失败标志着香港创新和科技发展遭遇重创,但政府经济施政遭遇严重掣肘则是不争的事实。更为严重的是,创科局之争的“政治化”:受到杯葛的不是机构是否应该设立,而是主张设立这一机构的人受到攻击;衡量的标准不是香港自身是否需要,而是将创科局与输入“内地红色资本”、香港将失去自主性等进行关联,硬生生将一个经济民生问题,涂抹为政治问题。如此下去,成立创科局前景堪忧,香港的创新和科技发展将被绑架。而同时被绑架的,是香港经济的未来。

张玉阁 综合开发研究院(中国? 深圳)港澳经济社会研究中心主任